我所知道的汉口集邮者朱子麟

2010/7/27 14:58:00 来源:湖北集邮网 作者:陈波 访问:1178 我要收藏 我要评论()

    在解放前的湖北集邮界,曾有一位先后加入了国内多个邮票会的朱子麟,对于收集当时的各种票品曾颇为热心。可是在解放以后,正值中年的他却很快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令人费解。根据辽宁大连王威先生提供的资料显示,朱子麟出生于清末光绪卅三年(即公元1907年),但何时开始集邮以及因何而爱好集邮目前尚不清楚。在抗战中期的1940年左右,朱子麟以一名汉口集邮者的身份逐渐出现在国内邮坛,当时的年龄为33岁。(图1)抗战时期的汉口租界江边外滩(选自侵华日军发行的“军事邮便”明信片)

    经查有关史料记载,武汉沦陷后的1940年春,居住在汉口法租界伟英里38号(今中山大道黄兴路口东侧小巷内)的朱子麟,慕名加入了由郑州迁到西安的甲戌邮票会,成为该会第982号会员。同时与他一起入会的,还有一位通讯地址与他相同的第981号会员程扶九。想必同居一处的这两人,彼此也应该是交往密切的邮友吧?不久,朱子麟的通讯地址又改为他所任职的“汉口特一区二码头江边49号孔士洋行”,并加入了在上海“孤岛时期”恢复活动的中华邮票会,成为该会第518号会员。1940年10月出版的《新光邮票会(民国)二十九年份会员录》中,也在其“普通会员”部分刊出了新入会不久的朱子麟的名址,注明他为经过重新登记后的“新光”第1550号会员,并发给第141号会员证。同年秋,朱子麟又与业余担任“新光”汉口代理处负责人的邮友任福田一起,同时加入了年初新成立的天津邮票会,成为该会第99号会员(任福田为紧随其后的第100号会员),并在“会员录”中表明其收集范围为“华邮”。由此可见,与许多邮友一起居住在汉口租界区内的朱子麟,此时邮兴正浓,所以才会有在同一年内先后加入国内4个著名邮票会的举动。而且通过阅读这些邮票会的各种会刊,对他进一步收集我国的各时期邮票,一定起到了较大的帮助作用。
    三年以后,在1943年4月出版的《新光》春季号所刊登的“会员录”中,作为“新光”普通会员的朱子麟,其会员号仍是第1550号,但其会员证号却不知何故被误刊为第329号。而次年(1944年)1月出版的《新光》冬季号所刊登的“会员录”中,刚刚转为“新光”永久会员的朱子麟,其会员证号被更改为第154号,而会员号却又误刊为第1551号,但其通讯地址仍一直为位于原德国租界内的“汉口特一区江边孔士洋行”。
    作为长江中游最大的一处对外通商口岸,汉口早在1895年即开辟了德国租界,其中曾设有德国总领事馆(今武汉市政府大院内)、工部局、巡捕房以及许多家德国人开办的洋行和工厂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17年3月,中国北洋政府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同德国绝交并宣战,汉口德国租界随即被收回并改为汉口特别第一区(简称“特一区”),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后才撤销。而朱子麟当时任职的“汉口特一区江边孔士洋行”,实为一家德国洋行在汉口设置的分行,总行原为汉堡商人孔士(G. Kunst)与人合伙创办于1914年,其经营范围广泛,分支机构曾遍布我国南北及俄国西伯利亚东部各大商埠,是远东最大的德国贸易公司之一。在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因得益于德国与日本的法西斯盟国关系,孔士洋行在中国各地的分行才得以继续开展业务。而朱子麟能在这家老资格的德国洋行谋得一份“差事”,自然是有些学历且掌握了一定的外语(英语或德语?),否则,也许就不会染上“集邮”这一从国外传来、且在当时算是时髦的“洋人雅好”了吧?
    为了更方便地收集包括伪“满洲国”邮票在内的当时各种邮票,或许是经人介绍,大约在1944年夏天,身处中原内地的朱子麟,竟然又加入了远在东北大连(当时为已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近40年的所谓“关东州”租借地)成立不久的“日华邮票研究会”,成为该会第115号会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朱子麟不仅是由日本籍集邮者主持的该会中占少数的中国籍会员之一,而且还是该会中唯一的一名来自湖北的会员。该会的“会员名簿”公布了他的姓名和通迅地址,并注明其收集范围为“中华民国、满洲邮票”。只是该会编印的前后共4期日文会刊《邮海》,未知任职于德国洋行的朱子麟收到后又能够读懂几许?
    随着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的战败投降,早已被绑上“纳粹”经济战车的德商孔士洋行及其各地分行,无疑摆脱不了关门停业的命运,朱子麟也就从此失去了在德国老板手下的这份工作。当年8月我国抗战胜利,而刚从原孔士洋行“下岗”不久的朱子麟,此时曾搬到汉口界限路42号(今兰陵路中段)暂居一段时间,不久又迁到汉口第四区长清里34号(今中山大道黄兴路至车站路口长青广场一带)居住。尽管失去了从前较为稳定的一份工作,但此时的朱子麟似乎邮兴不减当年,于1946年初又加入了设在甘肃兰州的金城邮票会,成为该会第322号会员。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屠鼎芳、任福田等在汉口的部分“新光”会友已开始筹建“新光”汉口分会,但不知为何却未见朱子麟参加他们的活动,只是在当年12月出版的《新光邮票会(民国)卅五年会员录》中,还可看到仍列有其永久会员朱子麟的名址和会员号及会员证号。
    又经过了解放战争时期风云变幻的三年,1949年3月31日出版的湖北本地邮刊《武汉邮风》月刊第7期(此后即停刊),在其第1、4版中缝的“邮人通讯录”中,最后一次刊出了朱子麟的名字及其通讯地址:汉口长清里新20号。由此表明,他当时仍与本地集邮界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不过根据各期《武汉邮风》月刊所披露的信息,可知是年已42岁的朱子麟,或许由于个人经济原因,在此期间未参加筹组“汉口邮票研究会”等本地集邮者自发开展的许多活动,从而与本地集邮界逐渐拉开了距离。
    1949年5月16日汉口解放,同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此时湖北集邮界中的大多数人仍坚持集邮,积极收集、研究解放区邮票和新中国邮票,且多有收获。但曾经加入了各地6个不同邮票会的朱子麟,则从此以后不再出现于邮坛,其去向亦无人知晓,给人们留下一个难解之谜。倘若如今他尚在人世,却也已是97岁高龄的老人了。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甲戌邮刊》、《邮典》、《新光》、《天津邮刊》、《金城邮刊》、《武汉邮风》、《日华邮票研究会会员名簿》、《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汉口租界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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