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浪集邮家”袁寒云逸事

2010/7/28 12:46:33 来源:湖北集邮网 作者:吴荣先 访问:1134 我要收藏 我要评论()

    袁克文字寒云,是民国初期颇有名气的集邮家,可惜却因挪用公款买高档邮票,以至身败名裂,在邮坛昙花一现。他的妹妹袁静雪曾有回忆文章,简述了这位浮浪弟子的一些逸事。且作“集邮外史”一录。
    袁克文小名叫做招儿,从小过继给大姨太太为子。他小时候很顽皮,既没有正正经经地念过书,也没有正正经经地练过字。但却极聪明,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对于写字、填词、做诗、作文,样样在行。袁世凯对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信件,就由他代笔。袁家彰德的花园(养寿园)内的匾额、对联,也是他撰拟和书写的。袁世凯有时候得到了好的古玩,便叫了他来,当面“赏”给他。有时候看到饭桌上有好菜,也经常叫他来同吃。大姨太太对他更十分溺爱,袁克文向她要钱用,她从不驳回;如果实在不能满足其要求,她也会想方设法向袁世凯要来,供克文用。因此,袁克文从小就养成了用钱如水的毛病,以致最后不得不靠卖文、卖字来维持生活。
    袁克文吃、喝、嫖、赌、抽,样样都来。他有了钱,随手用尽;没有钱,却丝毫不以为意。他会唱昆曲,好玩古钱。他收集了许许多多的外国金币,包括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里所用的金质硬币,有方有圆,装在一些特制的盒子里。他后来因为穷了,只好把金币都押给了旁人。他的邮票也很多,很高档。
    他一生一共娶了五个姨奶奶: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和亚仙。这其中只有情韵楼是一个没有进门的姨奶奶。她是上海的一个妓女,由袁克文赎了身,住在上海,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不料这件事情被袁世凯知道了,就让克文把她们母子接进府来。但是,情韵楼不愿意受大家庭的束缚,袁克文无法,只得把他在上海另外结识的一个妓女叫做小桃红的,冒名顶替地带了孩子,一同进府。他和夫人刘梅真的感情并不坏,可是由于袁克文浪荡成性,所以他的这五个姨奶奶就这么一个一个地进门,又那么一个一个地离去。至如袁克文的没有定名分的小老婆,据说共有七、八十个。
    袁世凯死了以后,他经常住在上海。他加入青帮后,当上了“老头子”。青帮中的辈份,是按“大、通、悟、学”这四个字来排定的,袁克文是个“大”字辈。据说,当时“大”字辈的师父是已经没有了,因此“大”字辈的人可以代替师父收徒。
    袁克文还会唱一口好昆曲,最初他是唱小生的,在他戒烟以后,身体发胖,才改唱丑。他所擅长的剧目,有《卸甲封王》、《游园惊梦》、《长生殿》等等。他还和京剧界的老艺人,如孙菊仙、程继仙、肖长华、程砚秋等人交往很密切,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很好。所以有的时候他也唱一下京剧里的丑角,例如《审头刺汤》里的汤勤,在当时的京剧界中是很博得好评的。有一次,他回到北京,准备和陈德霖在新民大戏院合演《游园惊梦》,大哥袁克定听见了这个消息,认为他这是“玷辱家风”,就通知当时的警察总监薛松坪派警察准备把他关押起来。这时候,他就分派他的徒子、徒孙们把住戏院的前后门,不让警察进来。薛松坪无法,亲自来到戏院,劝他不要唱。他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了,我就不唱了。”直到演唱完了才算罢休。
    他在上海卖文、卖字,“笔单”(价钱)较高。后来,他回到了天津,依然靠着卖文、卖字来维持生活。他的家里,经常堆着很多的纸,可是他并不认真去写,非到实在没有钱,逼得他不能不写的时候,才挑选那报酬比较多的写出几件,送到《北洋画报》换回钱来。他所写的字,只要送出去便可换钱。但是,如果他手上有十块钱,他也是不肯写的。他写对联和扇子,有的时候懒得起来,就躺在烟铺上提着笔悬肘写。有一次。他给张宗昌写了一个极大的“中堂”,代价是一千元。由于那张大纸又宽又长,屋子里摆放不开,他就把纸铺在两宜里的弄堂里,脱去了鞋,提着个最大号的抓笔在纸上站着写。
    袁克文的生活荒淫,他走马灯式要姨奶奶,和众多女人姘居。他在天津时,住在河北地纬路,却在租界里的国民饭店开了一个长期房间。他很少住在家里,不是住在旅馆里,就是住在“班子”里,有的时候连当时最低级的所谓“老妈堂”,他也同样去住。有的时候他回到家里,二嫂和那仅有的一个姨奶奶总忍不住要和他吵。他却既不回嘴,也不辩解,只是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完了,扬长而去,仍然继续过着他那荒唐的生活。
    当袁世凯奉命出山,袁家人还留在彰德的时候,他回到彰德来了。大家一看,他已经剪下了辫子。这时候,袁家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因此,大家感到非常惊讶。特别是大、三两位姨太大认为他要闹革命了,都拉着他的手又哭又闹。他实在无法,就说:“好啦!好啦!我以后留起来就是啦!”他这么说,母亲到底还不放心,她把他看了起来,使得他行动不能自由。后来,袁世凯从北京打电报来叫他,才得以离开彰德。
    大概是他担任前清法部秘书的时候,部里派他到东华门大街去会同验尸,由于他不愿意看尸体,就用墨把戴的眼镜涂黑,糊里糊涂地走了个过场完事。但他回来以后,还是病了一场。
    他是一个“名士派”的人物。他所交接的也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一些人,如方地山、董宾古等等,都和他来往得很密切。在中南海的时候,他会客和闲坐的地方是“流水音”,他经常和这些人在那里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他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也不愿意和当时的达官要人们往来,袁世凯死了以后,他就是在生活困难的时候,也从不向当时的军阀政客——袁世凯的老部下“打抽手”。张作霖和张宗昌都邀请过他,他都一一辞谢了。
    他于一九三一年旧历二月死在天津两宜里。他本来得了猩红热,发着高烧,后来经过调治退了烧。这时候,他又跑到他长期包住的国民饭店四号房间,叫了一个名叫小阿五的妓女来胡搞。回家以后,他就又发起高烧来,过了两天就死了,终年四十二岁。
他死后,只剩放在笔筒里的二十元钱,因此他的后事都由他的徒弟们拿出钱来办。他的大徒弟杨子祥按着帮里的“规矩”,给他披麻带孝,主持一切,同时给他穿孝的徒子、徒孙们,…共不下四千人。开吊的时候,整日地哭声不断,还有很多妓女系着白头绳前来哭奠守灵。出殡的时候,除了天津的僧、道、尼以外,还有北京广济寺的和尚、雍和宫的喇嘛都进来送殡。从他的住处直到他的墓地——西沽,沿途搭了很多的祭棚,有各行各业的人分头前来上祭。他的丧事,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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