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伴我走一生

2006/11/6 11:40:49 来源:中国集邮报 作者:李国钧 访问:1020 我要收藏

我小学时就对邮票发生了兴趣,开始集邮,至今50多年了。集邮伴随我走过人生漫长的生活道路。

初集邮时,我到处寻找一些旧信封,剪下花花绿绿的旧邮票,用硬皮本一页一页地贴起来欣赏,便是我最早的集邮册。因当初没有邮识,我在一间商号陈封已久的旧帐单档案中,翻找出一批贴有“民国帆船”票等旧信封时,只图剪下邮票玩,没有把实寄封保留下来,相信大多数初集邮者都有这样的教训。

1950年我参加工作, 有了一些微薄的收入,除向上海邮局预订新发行的纪特邮票外,已开始向上海、北京的邮票社函购邮票。后来还通过中国外文书店莫斯科书店函购过苏联邮票,充实我的邮品。那时,我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邮票了。

我集邮最早的启老师是上海著名集邮家钟笑炉先生主编的《近代邮刊》。这些邮刊已成为我珍藏的集邮文献。至今,我仍保留着钟笑炉先生寄给我的明信片,时过50年,原来平平凡凡的一枚明信片,现已是不可再得的纪念品了。

更值得我怀念的一段往事,是我从1951年起就与日本集邮家、日本邮趣协会会长水原明窗有了通信联系。我们互相交换邮票,水原明窗先生还寄给我一本他主编的《新中国邮票手册》。一个日本集邮家,热衷于收集研究中国老解放区邮票,出版以老解放区邮票为题材的《新中国邮票手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1954年由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日本,带回来40枚“和平纪念章”,因为我同日本集邮的通信往来,被认为对增进中日友谊方面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当《中国青年报》刊登了40名“和平纪念章”的获奖名单时,我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纪念章后来是由《中国青年报》国际部寄给我的。

20世纪60年代,是我集邮的低潮时期,首先是三年经济困难,接着是“文化大革命”运动,集邮被当作封、资、修批判,收集有旧民国和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邮票,更被视为反动。一场“文革”,使我痛失了一部分邮票和心爱的实寄封。包括日本水原明窗先生寄给我的1955年集邮周邮票首日实寄封和贴有全套日本国民体育大会并加贴有“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封口纸的实寄封等。预订新邮也没有了,我的邮集留下很多缺口。

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一次汇款7000元到山西一个集邮社,想补缺,结果函购款被挪用,邮票没有寄来,苦追了两年才把钱收回。

来到深圳特区后,面对工作上许多新的挑战,我把所有的精力重点放在事业上,没有时间去整理邮票,心总是盘算着,等退休后,工作放下了,就要好好整理一下我的邮集了。结果万万没有料到,等到我要拾遗被缺时,又错过了补购邮品的时机,中国邮票被当成“股票”炒,越是我缺口的邮品,就疯涨得越贵。时至今日,我仍然喜欢跑跑邮市,看看卖品目录。每当我购回一套缺口邮品时,都有一种特别的兴奋。

现在集邮风气不好,早期邮票炒得高高的,新邮又每每打折出售。我每年预订十多套新邮,打折下来,年年都损失几百元。由于爱好,明知要亏也每年如常预订。尽管周围许多人都不集邮了,但我仍平心静气地继续这一爱好,因为我要让集邮伴随我走完一生。

我集邮的目的,主要是偏重于集邮文化,不重视集邮经济。集邮几十年,除互相交换外,我从未卖过一枚邮票,未赚过一分钱。特别是我退休后,集邮在我的生活中占很大比重,有朋友问我,你退休后不打麻将,一天时是干什么?闷不闷?实际上我的集邮生活很丰富,还觉得时间不够用呢!因为邮票的内容太多、太精彩了。现在,我计划用我收藏的邮票编组一部以中国旅游地理为主题的邮集,初步打算分“邮票上的自然旅游资源”和“邮票上的人文旅游资源”两集。把江山如此多娇的中国自然风光和历史灿烂辉煌的人文景观以邮集的形式展现出来。此次组集纯属自己试着玩,不打算参展。这样我可以凭着自己爱好和感觉,自由自在地编组,不受任何条框的限制。反正集邮本身也是一种自我欣赏的文化享受和艺术享受,能够充实我的退休生活就行。

在我的集邮生活中,还有很多内容丰富的集邮刊物和书籍,成为我邮票外另一种精神食粮。《中国集邮报》等集邮报刊我国部订阅,我筹划编组中的中国旅游地理邮集,迫使我阅读大量有关邮票内容的资料和中国名山大川,文物古迹旅游等中国山水文化方面的丛书,从邮票画面到书本文字,钻进去了,就有如亲历其境,弥补我不可能对所有景点“到此一游”的缺憾,同样可以得到广游祖国大好山河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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