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记忆

2006/11/20 22:57:26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王安平 访问:1309 我要收藏

王安平艺术简历 

19867月进《武汉晚报》,现为高级记者。新闻作品屡获省市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出版有纪实专著《旋转的世界》。在与新闻打交道的20年中,间或作过一些报纸插图、题头和速写。2001年,得著名中国山水画家、湖北省美术院院长董继宁先生悉心指点,专攻水墨山水至今。

    1969年,《广阔天地炼红心》(黑白画)发表于《湖北日报》。

    1972年,《食堂新兵》、《送水泵下乡》(版画)入选武汉市美术摄影展。此两幅作品均发表于《长江日报》“江花”副刊。

    1973年,《大旱丰收年》(版画)入选武汉市美术摄影展。

    1975年,《流水欢歌》(版画)入选湖北省六省市绘画联展,并被评为优秀作品。

    1976年,《春晨》、《合奏》入选湖北省版画展。

    1979年,《合奏》(版画)入选武汉市美术作品展,获优秀作品奖。后入选全国七城市版画联展获奖,并刊发《文汇报》。

    1980年,《泵站之春》、《春歌》(版画)《多想想四化》(国画)入选武汉市美术作品展。

    1981年,《鲁迅纪念馆》(版画)入选“湖北工人画廊”首届展。

    1982年,《装点江山》(套色木刻)入选“湖北工人画廊”第二届展览。

    1983年,《新晨》(版画)入选“湖北工人画廊”第三届展览;《泵》、(水粉)入选湖北省武汉市第三届美术作品展。

   1984年—1986年为《武汉晚报》副刊连载作过百余幅插图。

 

 

 

 

人生无时不刻不在记忆中。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忆往事如烟如歌。无论是幸福、成功的快乐记忆,还是痛苦、失败的不堪回首,不知多少的往事中,总有一缕难舍,一曲难忘,让人长相记忆。

在我的记忆中,最多最具兴味的是绘画。每忆起我与绘画相关的故事,恍若昨日,历历在目。

 

图画本和语文书

 

1954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放学回家,在小桌上清理书本,见二哥走拢来,我拿出图画本,请二哥画一张画。二哥取过铅笔,很快画完了一张。我叫二哥再画,他一口气画了五六张。从那天起,我迷上了绘画。每天放学回家,便拿出图画本,对着娃娃书画了起来,几天下来把图画本画满了。后来上图画课,老师讲完后,让同学们拿出图画本来画画。见我满本涂鸦,对我狠狠训了一顿。下课后,老师找到我问:“前面几张画得蛮好嘛,是你画的?”我说,那几张是我哥哥画的。“那你多向你哥哥学,再去买个图画本,把今天的作业补上。”我买了图画本,在家认认真真把那天老师在课堂上示范过的画画好,第二天交给了美术老师。第二次上图画课,同学们的图画本都发下来了,我的却没有。正纳闷,老师在讲台上拿起我的图画本说:“上堂美术课,同学们都画得不错,其中王安平的画得最好。”说着说着拿起我的图画本翻开第一页给全班同学看。那一天,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从此,我差不多天天要画画。画完了小学六年,画完了初中三年,就是功课繁忙的高中三年,我也一直坚持画画。后来画入迷,无论上什么课,我都把纸放在课本下面,偷着画,上课不听讲,作业照人抄。高二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时,差点留级了。高中三年级时,上课不敢画了,但是在家里是一定要画的。高三年级的两册语文书,每篇课文我都依据文章作插图,两本书都被图画塞得满满的。这两本语文书一直珍藏了许久,不想后来还是弄丢了。每忆起此事,我总是后悔不已。

 

两次考上美院  两次擦肩而过

 

我与绘画有缘,却与美院无缘。两次考中,两次擦肩而过。

1960年我小学毕业。湖北艺术学院招生,我就读的小学推荐我报考。青山区考场报名点设在红钢城的一所小学内。我报名后,招考老师要我在考试那天,先拿几张画他们看看。考试当天,我带了两张画给老师,一张是照着电影画报上《战火中的青春》中高山(王苏娅饰)手握战刀的剧照,一张是关羽单刀赴会。从两位招考老师的表情看,我知道他们对我的画似乎非常满意。

考场有七位同学参考,每人桌上一张白纸。上午考素描,画的是一只碗中放一只汤匙。下午是自命题创作,我画的是红领巾给军属大爷送水。

假期中的某一天,班主任陈正瑞老师来到我家,告诉我考取了。二哥见通知书上注明每学期学费是9元,另有住宿费,这在当时是昂贵的学费。父母不是文化人,听人说,学美术,将来大不了当老师。那个时代,教书不算好职业,就没有同意去。我到市49中报到。上了一个星期的课。星期天,和我同时考取艺院的同学王丽娟找到我家,对我说:艺院上课第一天点了我的名,叫我明天一定要到学校去报到。两个学校开学第一天都在点我的名。现在想起来真是蛮有意思。最后家中还是没同意。可能是太穷了,我也太小了。再则,我已在49中报名缴费了(学杂费是3.50元)。本可迈进的美院大门,我擦肩而过。

无独有偶。时隔18年,1978年,湖北美术学院恢复高考。当时我正跟湖北美院著名版画家兰玉老师学习木刻,经他介绍认识主考老师罗潘,便报了名。那时,我已发表了不少作品,同时每年有作品参加省市展览。考试在老师办公室,他给我好几张纸,让我随便画。我一气画了五六张,全是记忆画,主要是人物。隔不久老师通知我到三医院参加体检。和我同时进行体检的有吴良旭。后来罗老师通知我回单位办手续,不想单位领导称上级机关不同意。那时人傻,不像今天的人,托人去走关系。于是,这第二次进美院的机会也痛失了。

        

难忘的知青绘画岁月

    

196812月,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坐上上山下乡的彩车。在我下乡的行李中,有一个很沉的小木箱,里面装满了美术书和速写本、水粉颜料和画笔。

在接受“再教育”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坚持画画。 

插秧、割谷、耙田、车水间隙,我都拿出速写本在田间地头画起来。我把这些画寄给报社,未发表。我没气馁,仍然画下去。19694月,《湖北日报》美术编辑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我报计划编辑《在广阔天地锻炼成长》画刊特希望你将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称的心得体会,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所取得的收获……用美术创作表现出来,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我在煤油灯下画了两幅,寄给了报社。不久,收到《湖北日报》寄来的厚厚的信件。打开一看,眼睛一亮,我的那幅《广阔天地炼红心》发表了。这是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幅画。

在乡下,我一直想为农民画人物头像,但他们都不愿意。一次特别的机会给了我无数次为农民写生的机会。一天,村里的刘大爷去世了,大队长对我说:“安平,给刘大爷画个像。”我以为有照片可据,但当我拿起速写夹到刘大爷家时,一看傻了,刘大爷直挺挺躺在门板上。又没照片,这怎么画?没有退路,我想了一下,叫人搬了个长梯子,靠在墙上。我爬上梯子,因为只有梯子上才能看到老人的面像。我费了好大功夫,画完这幅像。乡亲们一看都说像。吃完中饭,这家人忙叫出婆婆来,让我给她也画一张。这张画来就轻松多了,个把小时就告成。自此,我经常被大队长安排到村子里的人家去画像。每引我到一家时,大队长说:“知识青年安平今天在你家画像,你家帮他出工。”(那时我每天出工要记工分的)大队长的爹爹婆婆我是用半天时间画完的。后来我跟他一起去天门,为他岳父岳母画像。

       

收租院和红灯记

 

1970年返城,在武汉水泵厂当工人。下车间没干三天活,便抽到车间宣传组,办大批判专栏。车间书记见我画得蛮好,要我画两幅大画,“钦点”一幅为收租院背米袋子的老头,一幅为《红灯记》中李奶奶、李铁梅举红灯。我用不到两天功夫就画完了。过了半个月,工厂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两幅大画放在会场上。那时我进厂才半年不到,因为这两幅画,我一下子在这个2000多人的大厂里出了名。

 

编外美编

 

1986年进《武汉晚报》,原本想干美术编辑的,因我自认为我的绘画长于文字。因种种原因,晚报还是用了我的短处。在晚报20年,在紧张的采编工作之余,仍没有完全丢掉画笔。算来,我为晚报画了四个连载插图近200幅、题插图几十幅。在要闻部当记者时,部主任常编完稿后,让我为稿件画个题头或插图。在周末版任版面编辑时,我自己采写的稿件,只要不特别忙,都会为其画个题插图。周末版上我采写了《马路求爱者》,分三期发出,我为其画了三个不同的题头。文化版的编辑见我会画两笔,有时也请我为他编的文章画插图。尽管这类劳动大多是无私奉献,但看到自己的画在报上刊发,心里还是无比高兴。在为自己的报纸画插图的工作中,最让我自鸣得意的是为晚报早期专栏《市民百图》所作的人物头像。

一次是自己奉命采访汉口火车站一位搬道工,边向老师傅采访,又边为老师傅画头像速写。第二天,文章和速写头像一齐发出来。

另一次是赵成达采访汉阳一个种蘑菇的老头,出发前叫我一起去。他作文字采访,我为其画头像速写。由于只是画画,不管文字,这幅头像画得轻松多了。

 

难忘的一段画缘

    

19956月,我随武汉经贸团出访罗马尼亚。

有一天下午,在街头见到一个摆着油画、素描的画摊,一位“老者”正聚精会神给人作画。我站在“老人”身后看他作画,一站个把小时。第二天,我来到他的画摊前,把我的采访本递给他,让其看我在沿途画的一些风景速写。绘画,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尽管我们两人说的谁也听不懂。

“老人”斜戴一顶巴拿马帽,蓄着长胡子,给人一个大画家的印象。他的绘画很有功底,抓人的形、神很准,故每日的生意还不错。

翻开我本上那些钢笔画的速写,他连连称赞。我心里明白,他是出于友好。因当时没有顾客,他要过我的钢笔,在我的本本上为我画起肖像来,20来分钟即完成。随后,他向我打手势,让我给他画一张。约半个小时,我为他速写画成。“老人”看了后向我索要,我示意待我回国复制一幅寄来,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为外国人作画。不想“老人”执意相要,示意我再画一幅,他取下了帽子,又端端正正坐着当我的模特。第二张画来似乎更顺手了一些,签上名后将画撕下来送给了他。临别,我送一套中国邮票给他。“老人”很高兴,从画箱里拿出他的几幅人物肖像的复印品,签上名送给了我。

在东欧的十多天里,我的采访本正面是采访记录,反面是速写。回到报社后,我把采访本上的速写给副刊美编汪建宁看,向他请教。他选了几张,以“采访本上的速写”为题,在晚报副刊上连发了5 幅。首期发出时还加了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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